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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吳江浩：這是我第三次來日本常駐，上一次是2003年到2008年。時隔10多年重返日本工作，深切感受到中日兩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，但更大的變化是我們所處的世界正在經歷劇烈動蕩。中日之間利益融合，面臨重要合作機遇，同時受到國際形勢特別是外部因素干擾，各種新老問題交織凸顯。這是我們過去未曾遇到的局面，給雙方運籌中日關系帶來新困難、新挑戰。

　　　　毛寧指出，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的三年，正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三年，也是國際社會對香港前景投下信任票的三年。23條立法通過后，香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將得到更好保障，廣大香港市民和國際投資者都將從中受益。美國自己出臺了大量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，卻對香港《基本法》第23條立法潑臟水、貼標簽，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虛偽雙標。

　　　　中國跟日本的情況不同。當年日本降杠桿是被動和急速發生的，我們在多年前就主動采取降杠桿措施，防范化解房地產及與之密切關聯的各類風險，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。當前中國銀行系統是健康的。房地產市場出現下滑，但不是當年日本閃崩的情景。中國城鎮化率比發達國家低十幾個百分點，仍有大量新增購房和改善需求。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，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，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，加快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、“平急兩用”公共基礎設施建設、城中村改造等“三大工程”，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。這些措施有助于穩定房地產企業信心和居民住房消費預期，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。